其中，对宁王朱权[6]的徙封及大宁都司的内撤对明朝北部边防影响最大。“天下既定，徙宁王南昌，徙行都司于保定，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，以偿前劳”。意思是，明成祖朱棣一方面将原来驻守大宁的弟弟宁王朱权徙封南昌，一方面将设在大宁的北平行都司迁往保定。而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报答兀良哈三卫对其靖难之役的支持。

  大宁都司的内徙，给明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致命的影响。尤其是大宁都司内迁到保定后，明成祖朱棣没有在大宁之地重新设防。他即位后在北边布置的镇守总兵官中，唯独没有大宁，所以大宁之地在实质上已经被割让给兀良哈三卫。

  尽管明成祖朱棣有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大宁，但大宁的不设防，等于在辽东和开平之间的边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，蒙古骑兵可以从这个缺口自由出入，使得明太祖朱元璋最初设计的北部防线出现了断陷，直至导致后来的动摇。明军北部声势隔绝，最后不得不南撤开平。

  在大宁都司内迁的同时，东胜州也作了内撤。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，将北边防线上的两个重要都司撤向内地。这样北部的边防就出现了两个大缺口，一个在辽东与开平之间，另一个在大同与宁夏、甘肃之间。由此，开平势单力孤，成为深入蒙古高原的孤岛，三面受敌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。到了宣德年间，明宣宗朱瞻基迫于压力，不得不把开平驻防也撤向了内地。

  大宁、开平、东胜州三个重镇的内迁，是明廷重大战略失误，由此对明朝北部边防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。而所弃之地则为蒙古部族所占据，成为他们南下侵扰明朝边境的战略基地。

  永乐一朝，明朝军力强大，加上明成祖朱棣本人从马上得天下，是个英主，因此终成祖一朝，蒙古始终无力与明军争锋，因而朱棣的“天子守边”看起来相当有效。天子守边的重要根基在于居安思危，这个思危的本意，其实就是说大明的京师北京濒临北边边防。

  明成祖朱棣死后，明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。为了防御蒙古，明廷不得不在内移的防线上据险筑城，屯兵防守。于是西起嘉峪关，东到鸭绿江的数千里防线上逐渐形成辽东镇、蓟州镇、宣府镇、大同镇、山西镇、延绥镇、宁夏镇、陕西镇、甘肃镇等九个边防重镇，号称“九边”，这就是九边的来历。

  前沿据点的内移，导致明朝在北边防卫上由主动变成了被动，只能以九边为中心布置军队驻守。而此时明朝的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，对河套地区和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失去了控制。蒙古军进入河套地区，构成明朝北边的心腹之患。

  更加严峻的形势是，明朝原来的内边变成前线，外险尽失，开门延寇，京师和内地直接暴露于剽悍的蒙古骑兵面前。尤其是大明的国都北京，已经直接站在了国防第一线。而所谓天子守边的根基——居安思危的思想，在明成祖朱棣之后的皇帝们身上，已经日趋淡忘。事实上，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俘虏事件的潜因，在明成祖朱棣一朝便已经伏下了。

  瓦剌军过大同后，大同总兵郭登将军情紧急送往京师。当天，北京全城戒严。

  十月初五，明景帝朱祁钰诏诸王派兵入卫。

  十月初八，朱祁钰下旨命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营军马，统一指挥，将士皆受节制，都指挥以下将官有不奉命的，可以先斩后奏[7]。

  当时，各地赶到京师的明军，加上新招募的兵丁，共有二十二万人。因为缺兵少将，于谦急上奏疏，请朱祁钰放出了那些因过下狱的将领，准予戴罪立功，其中便有广宁伯刘安和原大同左参将都督石亨。石亨是一员猛将，善骑射，因之前战败后单骑奔还，被贬官下诏狱。危难之间，于谦大胆用人，熟习军事的石亨被授予重任。

  于谦登坛检阅将士后，将各军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。总兵官石亨、副总兵范广、武兴负责守卫德胜门，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，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，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，都督刘聚守西直门，副总兵顾兴祖守阜成门，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，都督刘德新守崇文门，都指挥杨节守宣武门。九门之军，皆受石亨节制。

  北京原为明朝第一要塞，建筑格局都是取战时体制。京城九门之中，最重要的当属德胜门。德胜门的名称始于明初。明朝建国之初，明将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，城破前，元顺帝自大都北门健德门逃走。徐达攻进大都后，将健德门改名为德胜门，有纪念明军取得大胜之意。

  明永乐年间，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时，将大都城的北城墙南移五里，重新修建城门和瓮城。又将原来的土城墙改建为砖城墙，名称还叫德胜门。每逢出兵打仗，明军都要从德胜门出发，由此开赴前线作战，以求打胜仗，暗合“得胜”之意；而得胜还朝时，则要进安定门，表明打退了敌人，实现了安定。不过，这只是图个吉利的名头，事实上，明军出德胜门打仗，有打胜仗的时候，也有打败仗的时候。明军在土木堡惨败，便是典型的例子。

  瓦剌军从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攻京师的消息传来后，朝廷大震。竟然有言官上奏弹劾已经在紫荆关战死的孙祥，说他弃关逃跑，应给予追究。于谦没有相信。事实上，即使他相信，此时也没有时间来追究孙祥的下落与责任，因为敌方大军已经近在咫尺。

  明军战败消息传开后，北京城外郊区的民众一片恐慌，争相收拾行李，拖家带口地逃入北京城内。

  而北京城内，各将领对北京战守策略也是意见不一。兵马司建议完全拆毁九门外军民房屋，以免被敌人利用。都尉王通主张在京城外挖筑深壕，以阻挡敌骑冲突。总兵官石亨则提议全军退守城内，坚壁清野，以避贼锋，等到敌人久攻不克，兵马疲惫，然后出击，必能获胜。

  于谦却认为前面明军一直在吃败仗，瓦剌肯定因此而轻视明军。他慨然道：“奈何示弱，使敌益轻我？”提出不应该单纯守城，而是要主动出城迎击，给敌人一个下马威。

  于是，于谦委派兵部侍郎吴宁代理兵部事，自己亲自率军阵于德胜门外，准备迎击瓦剌的主力军。

  十月初十，于谦下令紧闭京城九门，规定作战期间一律不得开门，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。并且颁布临时军令：“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，斩其将；军不顾将先退者，后队斩前队。”

  将士们看到城门已闭，知道已无退路，只有勇敢击退敌人，才能死里求生。

  兵部尚书于谦以下诸将都亲自督战。于谦躬擐甲胄，身先士卒，“泣以忠义谕三军”，人人感奋。彼时于谦已是新朝廷首屈一指的头号重臣，他亲自披甲上阵，许多明军感动得痛哭失声，决心以死报国。

  十月十一日，随着号角声长鸣，瓦剌军前锋抵达京师，并在西直门外列阵，摆开了要大战一场的架势。明英宗朱祁镇则被关在德胜门外的一处空宅子的猪房中。家国近在咫尺，却是有家不能回，其焦灼心情可想而知。

  当日，于谦趁敌军立足未稳，派都督高礼、毛福寿率军出击。明军与瓦剌军交战于彰仪门土城北，瓦剌军败。明军杀敌数百人，夺还所掠千余人。初战告捷，军威大振，人心振奋。当天夜里，于谦又派薛斌率精兵偷袭瓦剌军营地，亦有所斩获。

  也先此次南下进兵，几乎是倾巢出动，没想到刚到北京城一天之内，就连吃两个败仗，锐气大大受挫。之前，他因为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明朝皇帝，骄横异常，认为明军不堪一击，甚至他已经计划在几天之内攻下北京。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明军阵容整齐，京师城防严密而坚固，要想攻下北京，绝非易事。宦官喜宁见也先有进退两难之意，便献计让也先遣使讲和，请明廷派大臣来迎回英宗，借以试探明廷的态度，也可以等到有利的时机。

  明廷经过紧急商议后，认定这是也先的阴谋，决定不派大臣“迎驾”，但还是应该派遣使者去见太上皇。

  此时两军对峙，一触即发，阵前出使显然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使命，何况朝廷没有打算接受也先的任何条件。经过商议，明景帝朱祁钰采取了重赏招勇的老办法，升通政司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，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，派遣二人出城拜见太上皇朱祁镇。

  十月十二日，明使者王复和赵荣来到德胜门外土城关也先军营。土城关是古蓟州的遗址，所以又名“蓟邱”，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“蓟门烟树”，便是指此处。

  也先为了吓唬明朝使者，大摆兵仗，露刃夹道，杀气腾腾，并让朱祁镇带刀坐在帐中。也先和弟弟伯颜帖木儿都披甲胄，张弓矢，站在朱祁镇两旁。王复和赵荣进来朝拜后，献上羊酒。

  朱祁镇看到来人官职不高，觉得朝廷太不重视自己，很不高兴地问道：“何不遣大臣来？”

  也先听了也很惊讶，便问使者都是何等官职。朱祁镇道：“都是小臣。”

  也先亦大感不悦，怒道：“大臣如何不来迎？犬犹认主人，我奉驾至城门，不来接。”随即对王复等人道：“尔小官，可令胡濙、于谦、王直、石亨、杨善等来。”

  意思是嫌王复和赵荣官小，指名要于谦、石亨、胡濙等往瓦剌军营谈判，并再次向明廷索要大量金帛。

  也先这一招显然是想诱骗于谦、石亨等重臣前来，借机扣押，由此扰乱明军防守，趁乱攻取北京。但明景帝朱祁钰听到使者回报后，意志竟然开始动摇，倾向于讲和。

  幸好朱祁钰初即帝位，在重大军政上还不敢自作主张，专门派人到前方德胜门征询于谦的意见。于谦回答道：“今日只知有军旅，他不敢闻。”坚决主张抗战，并要求朱祁钰不要再派使臣出城。朱祁钰接受了于谦的意见。

  到了这个时候，一场事关明朝廷生死的大战已经不可避免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京保卫战。

  十月十三日，瓦剌军散骑到德胜门外窥探明军阵势。于谦料知瓦剌军将倾全力攻德胜门，命石亨事先伏兵于道路两侧的空房中，而以小队骑兵诱敌。瓦剌军见状来攻，明军佯装败退，瓦剌军精骑万余呼啸追来。石亨率伏兵陡起，截断了瓦剌军退路。

  当时北京已经入冬，天气寒冷，空中开始飘雪，忽而又是大风。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，瓦剌军和明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明副总兵范广率军从正面迎击。范广与石亨前后夹击下，瓦剌军大败。明军神机营火炮、火铳一齐射击。硝烟弥漫中，也先之弟孛罗、瓦剌部平章卯那孩先后中炮而死。孛罗绰号“铁元帅”，号称不可战胜，他的死对瓦剌军士气打击颇大。

  明京师保卫战形势图

  进攻德胜门的瓦剌军败退后，转攻西直门。明军守卫西直门的是都督刘聚。他早有准备，背城列阵，前面是极深的一道壕沟。瓦剌军刚一逼近，躲在壕沟后的明军火器齐发。瓦剌军攻势受阻，见无法突破壕沟，只好往西而走。

  守卫西直门西面的是明军右都督孙镗一军。孙镗本来奉命率军一万前往紫荆关御敌，但军队还没有开拔，紫荆关已经失守，孙镗大军便临时停在北京城外。但此刻孙镗驻扎在西直门外大营的不过五百多人，手下大部分明军都驻守在良乡、涿州一带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孙镗见瓦剌败军到，亲自率军迎敌，斩瓦剌军前锋数人。瓦剌军新挫，竟然被孙镗五百人杀退，往北退去。

  孙镗见敌众我寡，不敢追击，退军到西直门下，要求西直门守将打开城门，放他进去。西直门城上守将是都督王通和都御史杨善。杨善原为礼部左侍郎，扈从英宗皇帝亲征，侥幸从土木堡之变中逃脱，此次再上战阵，肩负守城重责，不敢轻易做主。吏科给事中程信奉旨在西城监军，坚持闭门不纳孙镗，以免给瓦剌以可乘之机。

  此时，瓦剌一队人马杀到，程信只下令从城上用枪炮遥击瓦剌军，为孙镗助威助战。

  孙镗见已经没有退路，只好率军与瓦剌在城下拼力血战。然而，瓦剌军有数千人之多，数倍于孙镗军，敌强我弱，实力对比悬殊。眼见孙镗就要不敌的时候，明都督高礼、毛福寿等率军从南面赶来助战。西直门外激战更急，双方混战在一起厮杀。混战中，明都督高礼身中流矢。孙镗军死伤渐多，有些抵挡不住，被瓦剌军四下围住。明军被逼着后退，战阵渐渐逼近西直门城门。

  危急时刻，总兵官石亨与侄子石彪率援军赶到。石亨的兵器是一把大刀，石彪则使巨斧，叔侄二人所用都是重兵器，所向披靡。瓦剌军领教了厉害，立即望风而逃。这时候已经是黄昏，天光渐暗，石亨下令收兵，没有继续追击。

  十月十四日，在德胜门和西直门遭挫的瓦剌军又进攻彰义门[8]。于谦命副总兵武兴、都督王敬、都指挥王勇率军迎战，主动出击。明军前队用神铳火器冲锋，后队列弓弩短兵继进，挫败了瓦剌军的前锋。

  但明景帝派来的监军太监想要争功，领着数百骑驰马抢前，明后军因而阵乱。瓦剌军乘势反击，总兵武兴不幸中流矢而死，明军受挫败退。瓦剌军追击明军到土城，当地居民舍生忘死，登屋号呼，投砖石阻击瓦剌军。情势危急之时，佥都御史王竑和副总兵高礼、毛福寿率领的援兵赶到，瓦剌军仓皇撤退。